为文物立档 为历史存证

为文物立档为历史存证

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，无论散落何方，纵使千山万水、千难万险，都要有人寻回、有人接续

要说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，青铜器必定榜上有名。它是悠久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征之一，其铭文更记载着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、礼乐文化、族群结构等，是汉字系统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。“中国”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，便出自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。

近代以来山河动荡，一大批非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非法流失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、研究机构、大学、古董行乃至私人收藏中。有的长期陈列，有的深藏库房，只在老旧的图录里留下寥寥数语，成为中华文明悬在海外的“文化乡愁”。

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，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2012年，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调查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状况。说实话，彼时，即使是长期做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学者，也说不清楚这个底数。我们由此下定决心，踏上了漫漫“寻宝”“建档”路。

大海捞针，如何着手？既要操其要于上，也要分其详于下。我们收集海外图录，一本一本地扫描、录入；一家一家地登录海外博物馆的官网，核查器物资料；像侦探一样追踪海外拍卖行的每一场拍卖；尽可能实地考察博物馆……说是轰轰烈烈的“科考远征”，更像一针一线的细活。

14年里，我们访问了10多个国家，调查了260多家公私收藏单位，查阅了10余个语种近万种文献，搜集到近10万幅青铜器照片。一器一档，最终收录文物由规划的1.5万件左右扩充到2.3万余件、近300种器类。今年4月，《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》（以下简称《集录》）正式对外发布。全60册，是套名副其实的大书，摞起来比我还高。调查越深入，我们愈发感受到，这不只是一项学术工程，更是对文化遗产、对历史、对国家的郑重交代。

长期以来，海外青铜器除少数见于著录外，绝大多数散见于各类零散出版物，信息不全、登记记录标准不一。以往，为了研究，大家只能在浩繁文献和旧图录中东寻西找。《集录》以器形型式分类，提供较完备且便利的检索渠道。铸造时代、可知的出土地、铭文、流转过程、文献著录……某种意义上，《集录》搭建起了新的“脚手架”，供后来者使用、攀登。摸清海外中国青铜器的家底，流散瑰宝便在知识、影像、学术等层面“回家”了。长远来看，文物保护、追索返还与国际文化协商等工作，就有了更坚实支撑。

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角度看，许多外国观众是在当地博物馆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青铜文化的。《集录》以谱系的方式，讲述每件文物从何而来、如何流转，有助于更准确定位每件藏品的价值，更有力展示有根有据、有厚度的中华文明。

青铜器是“看得见的历史”“摸得着的文明”。虽然远渡重洋、流落海外，但当我们凝视这些青铜器，仿佛仍能看见几千年前铸铜的炉火、庄严的祭祀，听见先人“子孙永宝用”的期许。为文物立档、为历史存证，十几年磨一剑不容易，但由几千年的文明长河观之，不过一瞬。与青铜器打交道，常常能感受到这两个时间尺度的交叠。一代代守下去、传下去，这便是文化不断流、再传承的密码。

《集录》的出版不是终点。我们将以这套“总账”为基础，建设面向公众的数字平台，用人工智能辅助铭文识读、纹饰分析，让人们隔着屏幕也能亲近远隔重洋的青铜瑰宝；继续推动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，让世界透过中国青铜器更好读懂立体、真实的中国。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，无论散落何方，纵使千山万水、千难万险，都要有人寻回、有人接续。

（朱凤瀚，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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